2025年7月，韩国与美国达成协议，韩国输美产品将被征收15%的关税顺策略，这一标准与美国向日本及欧盟提供的条款一致，同时避免了特朗普政府此前威胁实施的25%的高关税。
韩国政府还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业，1000亿美元用于购买液化天然气。浦项制铁公司、SK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SK燃气等企业，已就投资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价值440亿美元的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展开磋商。该项目由特朗普总统大力推动。至于韩国是否会在贸易协议中开放其严格保护的大米、水果和肉类等农产品市场，目前报道说法不一，而这一议题在韩国内极具敏感性。
尽管部分韩国企业及采购方仍持怀疑态度，对这些承诺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但该协议在韩国国内总体反响尚可。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的市场波动，加剧了韩国财阀这些实力雄厚的家族企业集团的风险敞口。此前，韩国财阀堪称拜登政府产业政策补贴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政策推动下，韩国于202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
2022至2024年间，韩国企业集团承诺对美投资550亿美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星在得克萨斯州建设的芯片工厂。借助拜登政府的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韩国政府还支持了美国新兴电池产业带的多个电动汽车及清洁能源项目。
然而，在特朗普“二次执政”背景下，现代、三星等财阀从“拜登经济学”补贴中获得的利益，正逐渐变成一杯毒酒。特朗普重返白宫，动摇了拜登执政时期的投资项目根基；随着美国市场不确定性加剧顺策略，现代、LG、三星、SK集团等财阀不得不仓促调整其投资策略。
韩国财阀还陷入特朗普政府的投资目标与移民政策的双重夹击之中。特朗普政府强制要求外企在建筑和制造项目中雇用本地劳动力。2025年9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对佐治亚州一家由现代与LG合资运营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展开突袭，逮捕了300名涉嫌在美非法工作的韩国公民，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外交纠纷。
如今看来，财阀为响应拜登时代的政策而对美激增的投资，反而限制了韩国企业的选择空间。更复杂的是，多年来对美投资持续深化的财阀们，正面临沉没成本和搁置资产的重大风险，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导致其在高科技制造业投资策略上难以快速转向。
2017年，韩国政府推出“新南方政策”，旨在与东盟及印度在多个领域拓展并深化战略性贸易与投资合作。在此框架下，SK集团、三星、LG、现代等财阀已在东南亚进行了大量投资。但特朗普对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经济体加征高关税，称这些国家已成为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那些企业的次级出口基地，这又给韩国财阀的东南亚投资蒙上了阴影。
对美大规模持续投资，还削弱了韩国在美韩贸易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相关政策时，时任韩国外长赵兑烈曾呼吁美方在考虑关税豁免时，将韩国对美投资表现纳入考量。
但这些提议基本遭到美方无视。美方更关注韩国与美国已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韩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美军在韩国的驻军成本。特朗普长期指责该协定“扼杀就业”。
韩国虽素有处理经济安全问题的悠久历史，却未能展现出更具创造性与灵活性的外交策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屈服于美国政府的要求，以求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秩序中维系些许确定性。这种妥协实属必要，因为韩国财阀已在东南亚与美国这两个地缘政治断层带上过度扩张。东南亚曾一度被视为美中“新冷战”大背景下的安全避风港。
尽管韩国总统李在明此前对美国态度存疑，但如今他也倾向于避免与华盛顿发生冲突，以免被视为反对美韩同盟，而这一策略在其竞选期间曾收效显著。或许韩国不会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逆来顺受”，但在特朗普“二次执政”下，韩国议价能力减弱、战略机动空间缩小则意味着，此类让步恐将成为常态，而非特例。（编译/杨柯）
本文由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9月12日发表，原题为《特朗普“二次执政”下，韩国财阀陷入夹击困境》，作者为西奥·门德斯和阿伦·马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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